庭审那天，十里八乡的妇女都到了九江大墟的大营，虽然审的不是黄氏离婚案，但其他案子也大大满足了乡民们的吃瓜心态，够她们一两年的饭后谈资了。跟着县长一起下乡的医疗队在完成流行病调查之后，也在大营外搞起了义诊，热闹非凡，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地新开了一处墟市。
张枭对这样的情景大为振奋，在他看来人来得越多越好，这不仅仅是“普法”，更多的是把新观念新思想潜移默化给群众的大好时机。所以他的“下乡”出了视察和摸底之外，也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张县长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虚头八脑的东西。很多新事物新思想，如果没有能带给人强烈冲击的事件，是很难散播开得。正如过去铁路的开通，极大的震撼了穷乡僻壤的百姓，给他们的界观带来了巨大的裂缝。这比几个乡村教师拿着挂图和课本去讲课来得效果更直接有效。
所以这次不仅有巡回法庭的开通审判，医疗队的义诊，还有文艺小组来演出木偶剧――广州光复之后，便从临高抽调部分艺人到广州，又就地招收了一批艺人，组建了广州木偶剧团。但是将原本的临高话唱腔念白改为现代粤剧唱腔念白。
事实证明，在文艺活动极度匮乏的时代，这种“地方化”的改造非常适应环境。这个提前诞生的“粤剧”木偶戏很快就大受欢迎。在广州天天演出，一票难求。原本一个剧团很快膨胀起来，分成五六个演出小组，到处去演出各种“新戏”。
为了防止文艺团体长期吃皇粮“僵化”，文宣部门在前不久出台了一个政策，原广州木偶剧团的演职员可以自行离职“下海”组剧社。今天到九江的，便是其中一个剧社。演出的剧目自然都是文宣口的新编剧目。其中便有宣传婚姻自由的《花钱》――实际上是从《罗汉钱》改变来得。
张家玉对这些玩意感觉非常新鲜。地方曲艺戏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不高，虽然有“忠孝节义”类的情节，有一定的“教化”意义，但是对于官府来说，更多的还是认为其“诲淫诲盗”。对戏曲演出多有打压。有时候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正风化”，就将当地的戏班演职员拘来杖责枷号。
像澳洲人这样不但不加限制，反而大张旗鼓的“官办”，还鼓励组织新剧社，到处演出，以此来宣扬自己的理念，这对张家玉有了很大的冲击。
在张家玉这样的传统文人看来，教化百姓便是要一本正经的聚集在县学、府学，至不济也得在衙门口，由官员或者本地大儒宣讲忠孝节义。这样才能体现出“礼”。
澳洲人居然用这样的手段来“教化”，真正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演出的内容全属全是澳洲人宣扬的各种离经叛道之论，倒也算是相得益彰。
张家玉看着周围的人忙忙碌碌，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在营地里和九江到处转悠，看到什么新鲜事都要去看看问问。张枭也吩咐相关人员，对他不必限制，任他游历，对他的问题，只要不涉及到秘级的，全都可以如实回答。
张家玉只觉得跟着张首长下一次乡，真是胜过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阅历！这卧底真是没白干！
他对梁心虎对归化民司法干部的培训尤为感兴趣。因为司法部门需要的专业人员缺口十分之大，但是这种培训比较漫长，并不能靠短期突击培训就能收到成效。所以相关的培训是滚动式进行的。以老的归化民法官、检察官为核心分成一个个学习小组，将新招收的学员分配到小组中。每个小组不超过五人。采用以老带新的方式，课堂学习和实习观摩相结合。
学员进入学习小组之后，早晨体育锻炼，随后讲解法律法规和司法观念，午后到各个法庭观摩审判，晚上写心得并由各组长灌输临高的新社会理念。
经过三个月学习之后，他们就以小组为单位，跟随巡回法庭去各地“办案”。一边办案，一边学习。
这一次的巡回法庭是梁心虎亲自带队，所以随来的学习小组也就多了好几个。一到九江的营地，便开始授课培训――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这是元老们工作的共同特点。
张家玉也来“旁听”了。相比之传统的中国司法，澳洲人的司法完全不同，张家玉没来“卧底”之前，也去澳洲人的法院“听审”。他和普通人的“看热闹”不一样，并不简单的把这些当作“海外逸闻”来看待。而是更想知道其中内在的精神。
“……我们接着上课。大家把书翻到第三页，下面我讲解一下我们大宋国家法律工作者的理念。”梁心虎清了一下嗓子：“我们培养法官检察官，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迫切需要。元老院鼎故革新，必须确保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这些人，就是保证法律运行的最重要一环，同时，你们也要身体力行把法律观念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这段话张家玉还能理解——无非是做官要清正严明那一套，这便是读过书的好处，理解起来比较快。
但是，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澳洲人要将审案这个职能从地方长官手里剥离出来。诚然，剥离出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官多是举人进士出身，并不熟悉刑名律法，很容易被下面的书吏架空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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