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直军机”本身是没有品级的，军机大臣的品级就是他们的本职的品级。
比如曹毓瑛，本职是“都察院左都御使”，那是从一品；新进的大军机许庚身的本职是吏部侍郎，那是正二品。
“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处行走”，这几个名目只表示资历深浅，不代表品级高低。“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资历最浅，“军机处行走”资历最深。
关卓凡入直军机的时候，是“军机大臣上行走”。
至于说“军机处领班”，其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君主的情形和当时的“体制”。
如果皇帝足够强势和勤奋，“军机处领班”就只有字面上的含义，真的就是个带队的。甚至可以说，因为个子最矮或最高，或者姓氏笔画最少，排座位的时候刚好排在第一位而已。当然，可以算是一种荣誉衔头。
这个时候，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同时还兼政府首脑，不需要也不允许摆多一个政府首脑出来。
几个军机大臣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任何一件事情，皇帝交代给任何军机大臣去做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皇帝弱势，或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比如年纪太小，不能亲政，无法兼任政府首脑，蛇无头不行，“军机处领班”就是实实在在的政府首脑了。
在某种特殊的“体制”下，比如现在的“垂帘”，两宫皇太后不能直接充任政府首脑，军机处领班的作用也会大大加强。
所以，现在的“军机处领班”，是不折不扣的“中枢领袖”，不好悬空的，但两宫的意思很明白：等。
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上海，在这场大政潮中，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关贝子，身影却愈加清晰。
“恭系”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个人从远方投射过来的长长的阴影。
“恭系”联络宗室、言路、督抚，为恭王求情造势复出的计划，推行起来，出乎意料的不顺利。
曹毓瑛的这个计划其实是条好计，但得有这么一个前提：恭王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但事实上，存在这么一个竞争对手。
政潮波澜至此，局面已经非常明晰了：支持恭王，就是反对关卓凡。
只能二选一。
谁都会想：万一选错了呢？
于是大多数的人的态度就变得暧昧。
还是有支持恭王的，但人数不够，分量不足，有的简直是在帮倒忙。
比如一个叫王拯的，号少鹤，广西马平人，军机章京出身，做过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使，现已做到通政使，算是“九卿”了。他是桐城派的古文大家，诗画俱佳，但不知道是不是鸦片抽多了的关系，他上的这个折子，很是莫名其妙。
王拯一方面为恭王说话，“开复差使”，一方面建议朝廷，叫关卓凡、倭仁、曾国藩、三个，“充任议政大臣”。
“议政”两个字，有清一代，都是极其敏感的。
“议政王大臣”制度，起于天命四年的“十固山执政王”，天命六年又有所谓“八王议政”，从而形成了一个“议政王大臣”制度。
这个制度本质上是满清贵族共和，是宗室向皇帝分权的一种制度。所以自康熙朝开始，圣祖、世宗、高宗三代，不遗余力地对这个制度进行各种打击，收事权于皇帝。
其中，雍正朝还因为“八王议政”，闹出了绝大的风波，允禩、允禟几个，一跤跌倒，再也没爬起来。
乾隆五十六年，“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废止。
恭王的“议政王”的衔头，是一个特例，表明和两宫“同治”之意。这种事实上分掉一半皇权的做法注定是长不了的。果然，现在，两宫就开始向恭王“收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拯弄出一个“议政大臣”，而且其中只有关卓凡是宗室，曾国藩还是汉人，怎么可能？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王拯的原意，是请各派势力坐在一块儿分猪肉，这样就不会打架了。
这个折子，因为里面有这么荒唐的内容，如果上面不想找王拯的麻烦，注定是“淹了”，连带着他为恭王陈情的那部分一起烟消云散，一点效用也发挥不出来。而且，谁还都不能说什么。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王拯却不过情面，不能不给恭王说话，但折子里故意加入了一段“荒唐语”，自废武功，这样，既对“恭系”有所交代，又不会真得罪另外一边。
唯一有价值的折子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上的。
“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尤甚，若廊庙之上，先起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
不言对错，纯粹劝和，这个思路倒是很对头的。
但事情也有点诡异。因为谭钟麟是守旧派，是反对洋务的，他和恭王，都不是对方的“菜”。这个时候，倒站出来为恭王“背书”？
于是有传言“恭系”和谭钟麟私下底做了交易。这种流言，很大程度上消减了这份折子的效用。
这位谭钟麟，有一个日后很有名气的儿子，叫做谭延闿。
无论如何，一个谭钟麟是不够用的。
这是京官和言路上的情况。
旗人和宗室那边又如何呢？
旗人和宗室不待见恭王的原因，前文已经说过了；而对关卓凡，却正处在“最有想象空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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