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近现代生活方式也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奇妙的催化剂。
近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愉悦和便利，在天津之行前，即便“以天下养”的太后，亦是无从想象和感受的。这种在眼下的中国绝无仅有的生活方式，既由“他”提供，又和“他”一起享用，这种携手并肩凌于天下人之上的优越感，进一步催化了慈禧对关卓凡的欣慕和信任。
就是说，慈禧已经把自己和关卓凡，视为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了。
信任之中，已经加入了依赖。
关卓凡认为，以他和慈禧现在的关系，再出现安德海一案中、一个“外人”三言两语就能加以挑拨的情形，概率是极低的了。
信任加深的明显证据，是愈到后来，慈禧于他的“君臣分际”，愈不明显。
在“君臣分际”的问题上，关卓凡是异常小心的，他反复提醒自己，除了亲热欢好之外，对待慈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主动“僭越”的行径。所有淡化“君臣分际”的举动，都是慈禧主动做出的。
有的时候，关卓凡坚辞不受；有的时候，关卓凡判断，慈禧是真心实意的，同时，夹杂了其他的需求在里边——不一定是直接的生理需求。如果自己坚守“本分”，可能会让她失望；另外，也会让她觉得，彼此的信任度还是有限。
比如，前天留宿行宫。
这种时候，关卓凡就先做足“辞让”和“告罪”的姿态，然后，“领旨谢恩”。
昨天早上，陪慈禧传过早膳，关卓凡即返回小站军营，辞别的时候，他明显能够感觉到她的怅然。
慈禧要送他到楼下，关卓凡坚辞不受。慈禧改了说法：“传过了早膳，我得下楼走走，溜溜弯儿，消消食儿。”
到底还是“送”了他到楼下。
关卓凡上马之后，不敢回头，但感觉得到，御姐一直伫立阶前，目送他出了行宫的庭院。
女人落在他背上的目光，似乎是有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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