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放弃了安庆,那就需要有其他在地方可以屯兵的据点。陈先生是本地人,我想问问陈先生有没有可以提供的情报。我们也不要坚持太久,一旦湖北新军占据了安庆,我们只要能利用那些地方两个月就行。”
陈独秀被章瑜的这说法给弄糊涂了。
就在此时,有通信员跑了进来,他向章瑜敬礼后说道:“章队长,有几十名湖北新军的官兵想见您。”
章瑜知道肯定会有湖北新军的伤兵们不肯回去,不过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下定了决心。“带他们领头的过来。”章瑜说道。
工农革命军自然不可能让几十人一起去见章瑜,没多久,三个新军士兵已经到了章瑜面前,他们一个个神色激动,“章大人,我这条命是人民党给救回来的。若是没有陈克主席给我弟弟输血,我弟弟是死定了。现在我们如果回去湖北那是必死无疑。章大人,我还有几十位兄弟请您收留。您能不能写个册子,就说我们没能活过来。这样能保得我们家里人的安全。”
“你们里头有没有重伤不能行动的?”章瑜问道。
“没有,一个都没有。”湖北新军的士兵连忙答道。
章瑜答道:“那就没有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船能运这些不方便行动的人。所以我们只是把他们的名字,以及总数通知了湖北方面,让他们派船来接。至于别的人,我们没有造册。你们若是想装死,我倒是可以替你们隐瞒,但是你们若是让我们专门写信给湖北,那岂不是掩耳盗铃。”
新军的官兵觉得有理,但是却不能完全相信章瑜。旁边的陈独秀看到这些,不得不赞同章瑜对事情的判断的确非常正确。但是他又觉得很可惜,如果能够煽动新军的话,湖北倒也未必那么难以拿下。
陈独秀其实没想错,历史上的武昌起义的确是因为这样比较意外的原因爆发的。
在历史上的1911年,对于湖北革命党人来说,10月10日是从一个不祥的征兆开始的——刘尧澂和其他两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一大清早就被枪决了。
当市民都揣测满清官吏搜捕的性质时,谣言就在市场和兵营里散布步开来。大多数人深信,当局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并将慢慢逮捕册上有名的人。有人相信,官吏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假名册。更加普遍的谣言是:凡是没有留长辫子的,不论何人,都得依法逮捕和杀头。那天早晨刘尧澂等被杀的3人,全都没有长辫,这件事实使这个故事更加可信了。
大风中飞播的谣言,让革命基层组织的领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当晚再次执行前天已经流产的起义计划。除非迅速行动,否则搜捕最终将会落到自己头上。这样,革命事业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将告终结了。
在谣言纷传的时候,新军中的任何一个汉族士兵,特别是在年初剪辫风潮时期去掉了发辫的人,都容易相信,豁出去投身革命比单纯坐以待毙,危险性更小一些。
事实是,革命在武昌已经成熟。瑞澂下令采取的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它们阻挡不了滚滚洪流。
他们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撤销部队请假制度,以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这些措施都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尽量避免在士兵中间进行带有刺激性的逮捕。但是这些枝节性的治标措施,也足以制造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造成一种想法——大家都认为满洲人正在胡乱逮捕、屠杀汉人。
对于不了解武昌革命政党规模的士兵和文职人员来说,32人的被捕和3个人的处决,造成了一种大规模且带报复性的恐怖,不管你有罪无罪,都同样受到威胁。10月10日武昌的心情,是恐惧和同情(对于在满清镇压下牺牲的年轻人的同情)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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