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宏笑道:“思柯,我知道你为人正直,容不得奸邪之事。不过我在这位置上,我却不能不容。很多事情我甚至无能为力。这点上若没有你这等青年相助,以贤能选材却是千难万难。”
“请大人放心”余晨语气坚定,“新军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青年为数不少,对胡作非为之人大家也都很是厌恶。既然大人组党,我等愿以大人马首是瞻。”
王有宏笑道:“我信得过思柯。”
王有宏带着江苏国会代表团前往北京之后,南京地区就变得内紧外松。毕竟江苏毗邻安徽,有人民党在旁,王有宏等人还不在,不害怕是不可能的。街上管制严了起来,军营里头下了命令,无军令不得外出。
旗人对此并不太敏感,他们一度是王有宏的心腹,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警戒。对于王有宏的变化,这些人并不太清楚。而且这些人的注意力全部放到了在北京召开的国会上,反倒忘记了眼前。
清兵入关后,旗人也就分布到大江南北,特别在一些重要的军事驻防地,都有八旗兵丁坐镇把关。根据戴迎华的研究,南京向来为中国东南重镇,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冲,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即在此创设江宁驻防旗营。顺治十八年(1661年)之后,其总体设置渐渐重于西北,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军事中心,并最终发展为清代中国东南的一大驻防。
江宁旗营驻防兵额虽屡有变易,但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基本未有重大变化。江宁驻防兵额设马甲正兵四千名,分为八旗,每旗七甲,加上兵丁携带的相应眷口,旗民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特殊社会群体。
到了清末,每旗仅编三甲,其驻防兵丁总数大概在六七千人左右。而按照通常的一丁五口的计算标准,当时在南京的旗人总数,应该在3至4万人。
而旗地分布也很广。按照当初的建制,旗兵的驻守地,即为旗地。江宁驻防旗地主要包括城内和城外两个部分。城内有皇城内、王府园、北城、夜东、夜西五处,城外有大教场、刑场、官大圩、左翼、右翼、太平门六处。此外,江宁驻防还拥有八卦洲、万春湖等牧马场地。
王有宏出发之前,江宁营以及当地旗人的头面人物就找王有宏探听王有宏的态度。王有宏回答的很直截了当,“我乃太后的侍卫出身,忠君是本分。不过这国会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几百议员们想法各不相同,我愿忠君,却不能左右其他议员的想法。”
这话乃是实话,旗人也没有办法。莫说北京的国会,就连其他江苏国会议员们的态度这些旗人都把握不住。有些议员们说话吞吞吐吐,有些人对这些旗人的拜访根本是闭门不见。旗人本来跋扈惯了,若是以前,他们只怕早就大闹起来。不过福建的前车之鉴不远,闽浙总督松寿与福建将军朴寿做了一年多的准备,甚至组建了杀汉团。试图在福建控制局面,结果革命党起事,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建将军朴寿战败被俘之后,革命党把朴寿大卸八块,弃尸山上。福建旗人被杀戮一空。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全国各地旗人人心惶惶。
现在王有宏虽然一再声明,不许新军自相残杀,江苏也没有强烈的反对旗人的态度。不过让这些旗人如以前那么嚣张,他们是再也不敢的。
吴一达对此很是了解,他以防备人民党为借口,一面整顿军纪,一面命各营整顿军务,加紧训练。各营不许擅离营地。这些命令是完全公开的,由余晨所领的军法处张贴告示。各处的商家知道消息之后,立刻要去各营要回赊欠的帐。这次整顿时间不短,而且万一打仗,这些账目再想索回,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商家们可不敢承担这等损失。
其他各营有军法处管辖,士兵们倒也不敢赖账。不过旗营平素里头就赊欠甚多,虽然不敢继续跋扈,却是真的没有现钱偿还。而且在军营外他们不敢跋扈,在军营内当兵的就是大爷,前去索要欠账的商家要么空手而回,甚至还有被打的。旗人有钱不还的事情在一些渠道的宣传下,立刻就轰传了整个南京。
王有宏1911年4月19日抵达北京之后,就通过报纸得知了此事。不仅是南京,上海,北京的报纸都提及此事。不仅仅是南京的旗人,各地关于旗人的负面消息在报纸上占据了极大的篇幅。王有宏对此事不置一词。由于王有宏在怎么控制新军上给了不少南方督抚建议。而且南方督抚们也有抱团取暖的意思。所以他到了北京之后,就接连参加各种宴请。根本就没空。
直到4月24日,人民党观察团三名代表抵达北京。对于旗人的各种负面消息才从头条位置上让出空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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