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经济危机开始进入第三个年头。此时已经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真正的大萧条。在整个地球上,50%的关税常态化。只有中国依旧秉持着5%的进出口关税,当然,中国也依旧秉持着贸易平衡的政策。英国驻华大使汉弗莱爵士作为老中国通被召回了伦敦。
这不是惩罚,而是正常的只为调动。英国方面召回汉弗莱爵士还有一个目的,他们希望能够研究扩大英国在中国的销售额度,拉动英国本土的经济。汉弗莱爵士也算是载誉而归,在中国当公使日子挺好过的,人民党难对付,却是明白人。汉弗莱爵士抱着生意局势生意的态度,在中英贸易中干的顺风顺水。例如汉弗莱爵士大力促成的马来租地项目,人民党每年要从马来运走几千万吨油棕籽,一吨油棕籽收一英镑的出口税就是几千万英镑的收益,英国还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棕榈油供应。马来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从任何一个综合效益上,大英帝国都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这只是汉弗莱爵士的功绩之一,东南亚的椰子以及石油买卖,都扩大了英国的收益。一个为帝国每年增加上亿英镑收入的人,自然应当被当作功臣来对待。现在英国需要这位功臣为英国作出更大贡献。
英国变化不大,这是汉弗莱爵士对伦敦最直观的感受。中国的变化太快了,首都郑州从一个火车站为主的城市,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楼房、工厂、铁路,疯狂的建设着。不仅仅是郑州,整个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汉弗莱爵士从目眩神迷到习以为常,等他回到英国之后,反倒不习惯起英国来。至少已经完全不习惯英国本土难以下咽的食物。
英国内阁就中英贸易的会议等到汉弗莱爵士回来之后才正式召开,汉弗莱爵士给内阁特别委员会做了一个报告,介绍并且评估了中国的消费能力,令人惊叹的建设成就震动了特别委员会的众人。然而汉弗莱爵士好歹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他却不认为这能证明中国有消费能力,他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缺乏消费能力。
“中国的财富都用在了固定资产投资上,或者是长期的重工业投资。民间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了很可怜的地步。既然英国没有能够控制中国这些国有资产,也不可能从中国国有资产上分到一杯羹。想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需要更多努力。”汉弗莱爵士用这样的话作为结尾。
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完这话,脑子里面都冒出鸦片战争的旧事。当然,这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中国大修铁路公路,包括与缅甸接壤的云南也开始修建公路与铁路。如果中英开战,在英国获得全面优势之前,他们就得考虑中**队冲进缅甸的可能性。缅甸旁边就是印度,一想到中国550万陆军,英国上层的心情就变得不好起来。
原本英国想在1930年向中国出口2000万吨原油,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受到不小的伤害,中英之间的贸易勉强维持了1929年的水平。眼瞅着1930年的中英贸易有可能中断持续了二十几年的不断增长,进入下跌的轨道,英国政府当然万分着急。
有利条件也不是没有,经济危机逼迫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虽然“不可兑换金本位制度”听着与金本位制度还是一脉相承,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了法币制度。既然中英两国的钞票都已经变成了纸,一度横在中英两国之间的最大贸易障碍现在就解除了。当然,解决了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英国人如果允许中国的人民币成为正式的世界性货币,允许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英国人手里面拿了一堆人民币,那该怎么投资增值呢?
把汉弗莱爵士召回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询问这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英国在中国进行投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真正的大规模投资。
对中国人而言,英国的大资本家是“中国的老朋友”。对英国上层而言,英国大资本家也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是“英国的老朋友”。现在朋友既然遇到了问题,那该怎么互相帮一把呢?
英国公务员体系也是个官僚体系,汉弗莱爵士可没敢把自己在中国做的各种准备都给拿出来。他现在看着风光无限,背后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恨。汉弗莱爵士当然清楚花花轿子人人抬的道理,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不是不能公开作,而是要看到底拉上谁来做。利益集团这个东西很现实,投奔对了利益集团就能再上层楼。找不对人,那就等着穿小鞋穿到死吧。
内阁特别委员会只是个大面上的组织,白天的会谈只是开胃菜,晚上的私下宴会才是主菜。邀请汉弗莱爵士参加宴会的人数有限,就那么五个人,一位内阁大臣,三位大亨,加上汉弗莱爵士,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讨论完关于牛津舰桥的划艇大赛之后,饭就吃的差不多了。谈话就到了关键部分。
汉弗莱爵士首先从内阁大臣那里得到了消息,现在内阁有一种想法,想提拔汉弗莱爵士到财政部工作,但是也有人反对。往下大臣就不再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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