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站高望远，有时候，纵观全局、统筹决定的苦心，地方未必能够理解。而且出于地方利益，他们也不愿意执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就算变成人间炼狱，没有身受其害的其他府道的官民士绅没有切肤之痛，也不会毫无怨言的供应财力物力。
如果各处都消极应付，等到北方的反贼趁势坐大，那么天下所受的伤害将更加难以估计，不这样做，有几个人会有那么长远的目光呢？
想想明朝末年北京城破城在即，朝廷甚至没有军饷来调兵支援，而读过书、见过世面的高官富绅们家中财积如山，却仍不肯拿出一文一毫来，坐等城破被人抄家的鼠目寸光，就可见一斑了。
这些宏观战略杨凌自不会说给这些将领们听，他先夸奖了一番守军们的英勇，然后说道：“目前赵疯子打出了‘建国扶贤’的口号，又口称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蛊惑民心罢了。
他西进山西，只有万人，不过依我看，这才是心腹大患，远非刘六刘七和杨虎一群草莽可比，所以尽管德州岌岌可危，许泰大军还是被朝廷派去追剿，勿使他不得立足山西，引火燎原。因此上，本国公这次来，只有数千精骑侍卫，此外再无一兵一卒”。
他的目光凌厉起来，肃然说道：“也就是说，德州之围、山东之难，你们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借助，完全要靠自已。本国公带来的，只有一颗头颅，为你等共进退罢了！”
这番话声色俱厉，即是说给在场将领们听的，也是说给各地孤城悬立、翘首待援的州府官员们听的，他们的特使听了不禁为之怵然。
众将领先是一怔，随即纷纷起立，慷慨激昂各表忠心，杨凌淡淡一笑，举手安抚道：“诸位将军请坐，其实白衣军、响马盗虽然风头正劲，也未必便不可打败。我自朝中来时，中枢对于白衣军响马盗，也曾有过种种议论。
有议和的，认为招抚为上。本国公招抚过两次，一次在江南，成功了。一次在霸州，失败了。此时我却不赞成招抚，贼军士气正旺，未尝一败，没有强大的威慑力，如何能逼人签下城下之盟呢？招抚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根本不会有诚意。
而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京畿流贼悖理枉法，荼毒百万。朝廷一出师就议抚，凡有血性的人，没有不痛心疾首的，从此野心勃勃者必众，朝廷官兵也再无颜面可存。所以朝廷已决意必战、死战，法不容情！”
杨凌情知各处孤城府县的官员，甚至许多将领，畏于白衣军、响马盗的强悍，同时由于杨凌曾经招抚过响马盗，所以都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朝廷招安叛匪，解了自已的困厄，所以一些地方将领和守城官员持有观望态度，作战不力，犹豫不决，所以先说了这番斩钉截铁的话，表明朝廷的决心，打消他们的幻想。
随后杨凌凛然立起，说道：“本国公先来说说目前的局势，然后再宣布朝廷的剿匪、安民之策”。
杨凌徐徐踱到大堂正中，德州是贯穿南北西东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税赋丰厚，所以设有地方官府，但是这里同时也是驻兵练兵的重要城池，此地一直以军事管制为主，这座府衙就是德州卫指挥使官衙，大堂甚是宽阔。
杨凌一动，文武官员纷纷立起，屏息恭听。
杨凌道：“响马盗和白衣军用兵一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战凶悍狡诈，各股部队时分时合，行踪飘忽，而且居无定所，能战则战，不能则避，所以朝廷官兵无法实现击其要害，行雷霆一击、一鼓而平。
而且，他们的物资全部是劫掠而来，部众大部分是裹胁的乱民，朝廷大军一旦围剿，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所有的辎重、战马，甚至被围的小股部队，然后逃之夭夭，伺机又卷土重来，如同豺狼野狗，逐之不及，避之难防。
对这样来去如电的盗匪，朝廷大军的确吃力，我们要筹措粮草、运送辎重、需要寻找马贼的主力，需要守护每一个重要城池和交通要道，需要时间精力来筹划协调，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处理流民过后的善后安抚工作。
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顾此失彼，确实有些狗咬刺猥，无从下口。如果以小股精骑追击，纵然追上，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各地官兵各有防守地区，调动困难，主要是就地利用，由于用兵事权不一，不相统属，集中调度困难重重。
此外，大明百万军队，要戍边、要守城，而且内地官兵由于成本高昂难以负担，很少有完全的骑兵战队，纵有骑兵，也是以步骑混编为主，非常依赖于辎重粮草供应，这就注定了游击战非我所长，我们的长处是善于构垒筑城，以防代攻。
这样，才使得响马盗、白衣军猖狂一时，趁机坐大，现在他们势力日壮，完全靠掠夺、完全靠游击战，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庞大的军队需要，于是占据一块地方，需要一个属于他们的根据地来继续发展，攻打德州、泰安，兵围济南，试图将整个山东掌握在手中，就是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尝试。
这样，也就给了我们机会，可以发展我们善守之所长，在守战中尽量消耗敌人兵力，挫敌锐气，使其军心焕散。这一点，要传达给各州府县治，一体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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