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想和冯一平探讨的问题，是贝尔斯登被收购的股价。
这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中，两个难题中的一个。
可以确定，无论是贝尔斯登董事会，还是收购贝尔斯登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一定会存在分歧。
自然是一个想更多，一个想更少。
实际上，保尔森和盖特纳之间，就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
他认为应该要低，因为，主要是贝尔斯登的那些家伙自己不顾责任的行为，才造成了现在这样难堪的局面。
所以，他认为这个价格就应该低，带有惩罚性质的低。
作为一个CEO，他认为，这样把自己的公司弄垮，还让社会和公众必须救助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如若不然，那不就形同中国的股市了吗？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更事关正义。
当然，在这一点上，他确信自己能站稳。
在华尔街期间，他深知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他始终担心有一天，会遇到对银行家们而言，就相当于是普通人面对生或者死一样的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选择收回自己的资金，所有的债务人，都上门逼债。
为了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不至于破产倒闭，对股东造成损失，并波及到其它同行，在高盛期间，他一直在为那样的局面做准备。
他在纽约银行里租了一个保险箱，日复一日的往里面塞他们不会出售，更不会转借，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或者就能等同于现金来使用的优质债券。
他最近也估算过，不考虑自己的继任者劳尔德应该增加的份额，就算自己任内时积累下来的那些，即使在当前这样那些债券也不可避免的有一定贬值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也依然在600亿美元以上！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足以应对最极端情况的数额，但他相信，如果此时包括贝尔斯登在内的华尔街公司，都能有这样的底气，那么，也不至于连带他都这么焦头乱额。
可盖特纳的意见是，为了能让交易迅速达成，到时还是应该照顾贝尔斯登管理层以及股东们的意见。
也就是照顾他们的利益。
这是保尔森现在感觉有些难以决断，所以想征询冯一平意见的一个问题。
但既然他一气之下，都挂了电话，自然也不好再打回去。
他此时甚至都开始检视起自己来，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是不是因为遭遇到了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又因为冯一平对当前危机的认识，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高度，以及对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也有着系统且务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以至于自己在这方面，都对他产生了依赖？
承认自己在一些方面技不如人，可以，但如果在解决这场事关美国经济的危机上，对冯一平产生依赖，这是绝不允许的事。
这也是骄傲的他，不能接受的事。
但是，他才刚开始开始审视以及自省，就马上就发现，自己目前并没有那样的时间。
他刚到办公室，包里的东西都还没拿出来，就看到副手斯蒂尔匆匆推门而入。
只看斯蒂尔脸上的表情，他就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但奇怪的是，此时的他，却反而有种终于能踏实下来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和冯一平谈好了大体的方案，以及，和盖特纳已经制定了行动大纲？
“汉克，”斯蒂尔匆匆忙忙的说，“贝尔斯登的律师告诉我，贝尔斯登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流动性问题，”
“周一时，他们还有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仅仅只剩下不到2亿美元，”
保尔森闻言，对此一点都不惊讶，他惊讶的是，冯一平为什么恰好在这之前打来电话？
好像，在这件事上，他也比自己更清楚一样。
但此时同样没有时间去想这些，“谢谢你斯蒂尔，”他坐下来开始打电话，首先自然是打给纽约联储的盖特纳，“盖特纳，对，预想的情况发生了，我们没有时间耽误，已经到了要行动的时候，你负责****的杰米戴蒙，”
****，是他和盖特纳筛选出来的，贝尔斯登最合适的接手人，小摩此时的CEO是戴蒙。
“我负责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
这样的分工，自然也是他们商量之后的结果，要让贝尔斯登他们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就是，政府救助的前提，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盖特纳却没有保尔森这么淡定，“已经到时间了吗？”
“对了盖特纳，在和戴蒙谈的时候，你必须要提醒他一件事，就是贝尔斯登和一个基金之间的一笔超过27亿美元债务的事，这笔债务，在后续的处理中，一定要放在优先级里，”
谁知道盖特纳竟然问道，“是硅谷那四位的那个基金？”
保尔森楞了一下，但一想到，那个基金真正的发起人，正是冯一平，马上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是，”
“好的汉克，我会确保戴蒙认识到这一点，”
结束和盖特纳的通话，保尔森准备给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打电话，他猛然发现，好像当事情真的来临以后，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焦头乱额？
如果我还当财政部长，那么，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让冯一平来做我的特别顾问，拿着电话的保尔森，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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