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聪明人，公然开地图炮是个大忌讳，就算你心里觉得十个人里有九个是傻逼，你也不能公开地讲出来，更不能对着某个基数庞大的群体这样讲。
我报导中的反派是一位陈姓作家，她是当年那个“无肛婴儿事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她的一系列行动直接地让一个生来便遭受着病痛苦难的婴儿在离世前承受了本不应承受的巨大痛苦，并让孩子的父母承受了网络暴力的摧残。
但她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悔过，从来没有；她用一个又一个谎言开脱自己的愚蠢和恶毒，拒不承认自己违背道德和法律的种种愚行；面对随之而来的质疑，她也一直是理直气壮的态度。
这些年来，她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女权、慈善领袖，靠收一些特定人群的智商税过得还挺滋润。
她用慈善的旗号吃着那些弱势群体的人血馒头，摆出一副正义斗士的姿态，从事着类似人口买卖的生意。
让这样一个人来担当我那篇报导的反派，是多么合适、多么顺眼。
我厉小帆手中的笔，就是用来把这种人钉在耻辱柱上的。
说到底……其实，我也不在乎真相。
有太多人为真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也没有唤醒多少民众的良知。
舆论的游戏中，赢才是第一位的，如果“真相”挡在了你的目的前面，那你就该把它抛掉，狠狠踩碎。
到游戏的最后，能让更多的人相信你、并站在你那边，你才是胜利者；能让你的声音盖过对立者的声音，你才是胜利者；能让别人付出的代价比你多、比你惨、乃至万劫不复，你才是胜利者。
胜利者，才有资格谈论正义。
即使你在胜利后会被一部分人憎恶、唾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你的本质是邪恶的、错误的、荒谬的……都没有关系。
赢，并且达到目的，就够了。
卑鄙的正义，于我而言，一样是正义。
…………
一天后，我的报导开始在网络上发酵。
用文字激起别人的仇恨，对我来说如探囊取物。
但是，影响还不是很大，毕竟这只是旧闻重提，关于那位慈善家的屁事网上随便一搜都能看到，只不过关心的人不多罢了。
所以，我进入了下一步。
我开始在自己刚刚通过认证的、那个标有“调查记者”头衔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些自己受到律师函警告以及各种威胁的聊天记录，当然，所有聊天记录的截图都是我伪造的。
这种事，真或假，根本不重要，“抢占先机”才重要；你只要先发制人，便能先入为主，这就是为什么——造谣易如反掌、辟谣难如登天。
一张精心设计的虚假聊天记录截图，至少能在24小时内骗过80%以上的围观者，24小时后无论谁出来辟谣，都还会有30%的人继续选择相信，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前24小时里站了队、并和一些反对自己的人对骂了许久，这时候单纯为了面子也会坚持意见；再者，假如辟谣方的公信力不够强，或者是当事人自己在辟谣，那还会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没有凭据的辟谣纯粹就是狡辩。
接下来，我就雇了网络水军，开始扩散我伪造的截图，并和自己的报导进行关联，用上各种类似“青年调查记者因报导而受到生命威胁”这种危言耸听的标题，来引起关注。
就这样，不到半天，我那原本只有个位数关注者的社交账号，转眼间变得炙手可热，短短几个小时就有数万人来关注。
又过了一天，在被无数人问候了祖宗十八代无数次后，那名陈姓作家终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做出了一些反应。
正合我意。
到了这一步，我的计划基本上已经是成功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反串，让水军们把我自己提供的“关于我自己的黑料”发出去，比如父亲的死、比如学历等等——一些其实无关痛痒的隐私信息，然后，再让水军在评论里反串黑我，用恶毒的言论对我的不幸展开攻击。
如此这般，所激起的愤怒情绪，让网民们纷纷站到了我这边来。
我就靠着这么一桩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陈年旧事，在一夜之间，也成了个“正义斗士”。
而在这个阶段，对方的反应我已经不在乎了，就算真有人给我递律师函，那也不是什么事儿……无非就是一拖就能拖个一年半载的民事诉讼，哪怕证据确凿，判我败诉，我也可以只履行法院指定的经济赔偿，但是对道歉澄清之类的诉求拒不执行；而在这段时间里我获得的利益，其实早已超过了赔偿的金额……这手，我是和一些专干侵权行当的人士学的，判例很多，有一定借鉴意义。
总之，对方的反应越强烈，就会给其带去更多的反感，并巩固我那不畏强权的形象。
于我而言，舆论战上赢了，就可以撤了，接下来装聋作哑便是，自会有义愤填膺的人代替我去发声。
…………
达到目的后，我便开始寻找新目标。
我自然不能光靠这一篇报导就持续地维持热度，毕竟网民们的记忆只有一周，我得赶紧提供下一个“祭品”才行。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社会上，像陈某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大部分都还活蹦乱跳的，所以我的选择很多。
人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会失去一些东西，既然这些人能恬不知耻地活下去，就理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代价未必来自法律，也未必来自他们早就丢掉的良心，但终究会以某种形式到来……
如果说卑鄙是我的通行证，只愿那些无耻的形骸，化为我脚下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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