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提过，战争类型片子会有一个参观教育的培训安排。《我来自未来》剧组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时间，比预想的要久。
9月21号，天气转阴，气温每天都在降低，电影开机拍了几天，刚进入状态。
扮演美军的数十名黑人、白人特型演员进场，定妆，参与到拍摄中。现在有一个小问题，需要总导演方沂来定性：
扮演反派的演员们要给到什么样的表演尺度。
是完全的脸谱化反派，彻底的恶，还是在不改变电影方向的前提下，稍微有一点自主性，甚至于表现得很强大、很能打——对敌人的塑造，也是商业片成功的关键。
如果给一点尺度，给到什么程度？
这很考验导演对观众心理的把握，而且也和时代的发展有关。
在这个事情上众多主创都很有发言欲，争论不休，而且演员和创作者的意见相反，立场不同。
要方导来调停，当裁判。
五六十年代许多经典战争片，和今天战争片的一个区别就是，对于敌人的塑造。当时的片子里，正反方一般都显得脸谱化。好的很好，样样都好；坏的很坏，滑稽、出洋相的坏。
东西方都这样。
那近年来有所区别了，所以演员们希望有所突破。
靳冬表示：“《辛德勒名单》里面，德国人也不全是坏人；之前还有个美国导演，从美国人和日本人两个角度拍摄过太平洋战争……我认为把敌人塑造得复杂一点，不影响电影评价。”
陈建彬更进一步：“如果敌人太糟糕，可能显得我们也不中用。正因为打的不轻松，所以才有价值。苦难辉煌嘛……苦难才塑造的辉煌。”
演员们大体上是支持给反派发挥空间的，因为这样他们也好演戏。对手都是些菜比、泥人，我怎么发挥？
到了创作者这边，就正好相反。
郭凡直言：“给反派表演空间是险棋，我不是说不可以，但不适合我们的电影。”
方沂：“你说说原因。”
“我们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们预计拍出来有多长的时间？九十分钟，一百二十分钟？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四五十分钟吧。《辛德勒名单》有多长？三个小时。他们拍了什么大规模战斗？他们拍的比我们少得多！所以他们用于塑造反派的空间比我们多……”
“电影得取舍，面面俱到要不得。”
“朝战不是骑士对决，君子之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是你死我活，命运攸关的战争。”
那军事专家怎么说呢？他们也属于创作者之一，是编剧组的成员。
方沂请到了国防大的军史专家，以及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研究员：
“根据资料，对美军的评价是‘火力之猛世所罕见’，‘常常陷入到包围后，硬是凭借重装备让我方啃不下来’，“让我们打苦战，打硬仗”；另一方面，‘轻步兵’的战斗意志相对低下，进攻欲望不强，往往轻易放弃阵地。”
这就更矛盾了，美军又强又弱。既能打，又不能打。
但是电影必须选择一个基调。
方沂前期拍了些过渡段落，不涉及到特型演员，他心里逐渐倾向于郭凡的意见：什么表演尺度，就老实演反派得了，全是恶人，啥尺度也不需要。
不过他同时也是演员，有时候会觉得，央戏帮说的有道理。
这种态度在九月二十八号发生了变化。
剧组拍摄地在宽甸县，这地方是我国反细菌战和卫生运动的发起地。今年是卫生运动六十周年庆，从京城下来了摄制组前来拍摄专题报道片：《卫生运动六十年》
听说方沂这个剧组正拍戏呢，也顺便邀请他们参加当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剧组因此放了一天假，主要演员参加该节目，上一上爱国教育普及课。
这个卫生运动有个由头。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军开始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企图在朝鲜军民和志愿军中造成瘟疫流行，达到削弱战斗力的目的。一开始是在朝鲜境内，但2月29日起，美军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东北境内，并在宽甸县境内秘密撒布细菌毒虫。
有个初一学生捡到了细菌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警惕性很强，往上打报告。上面大惊失色，经调查，发现是一种白垩质细菌弹，其散播的革兰氏阳性炭疽杆菌对人、畜都有较大杀伤力，且宿主死亡后依然有效。
于是这边不得不在“各地深入开展反细菌战斗争”，并逐渐发展为“全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
今天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喝热水其实是新习惯，形成不超过几十年，很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卫生运动。当时宽甸上下通过实践证明，烧开水喝开水，能很大程度避免生病和传染疾病。接着这个习惯也在那年代推行下去，流行到全国。
宽甸是个小地方，经济不发达，人口也不多，众人不曾想到，这地方居然还如此深刻的影响到了全国人民。
晚上，众人跟着摄制组来到下河口村，这地方有个断桥。原是日本人修建，建国后成为志愿军出兵入境的主要路径之一，也是输出后勤物资的渠道。
从50年8月到53年朝战停战期间，美空军数十次侵犯该地领空，轰炸扫射江桥、电站、大坝、民船和炮兵阵地，造成数百人伤亡，并炸断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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