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7章残酷的政治斗争(三)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边境小镇上,偏远而落后,临近中华帝国的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2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
但是这边境的小镇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当地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伏尔加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英美等西方报纸以及政治家,对斯大林集团把他清除出党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和战友,他是共产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领导着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这个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吗?
显然,这个党和政权是在不断清除异己中确立起来的,它不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想象中的反对派也必须彻底消灭。作为早年的革命领袖,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不断清除异己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有份的。现在,他自己被作为异己给清除掉了,他还想作为党内一个反对派而存在,这怎么可能呢?
在那个边境的小镇上,托洛茨基在结肠炎、痛风和疟疾的折磨中,在亲人死亡和被捕的阴影下。不屈不挠地领导着反对派的斗争。托洛茨基有一段文字,总结了自己在这里的政治活动:“1928年4月至10月我们从这里发出800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相当大型的著作,发电报约500封,收到长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大部分是联名打来的。所有这些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渗入全国。”
“另外,我们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专人亲自带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发去同等数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尽管晚了一些。”用斯大林集团惯用的语言来说,托洛茨基人还在,心不死。正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此,握有绳头的人失去了耐心,勒紧绞索的时刻到来了
1928年12月16日,格别乌一名官员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这个严厉的警告意味着,托洛茨基将面临不测的命运。
托洛茨基非常愤怒,向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如下声明:“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这话在斯大林集团听来。不仅可笑,而且带点儿撒娇的味道。
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控诉了斯大林权力集团对自己的迫害,信心满满地写道:“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准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语言风格,他的对手也用此类语言说话,“历史”和“明天”似乎就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曾经创造如此“历史“的人会有”明天“吗?
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官员带着一伙全副武装的秘密警察,来到托洛茨基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驱逐令:“经审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据刑法五十八条十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政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托洛茨基的反驳和申辩毫无用处,尽管他指责这道命令“实质是犯罪的,形式是不合法的”,但是,驱逐令必须执行,托洛茨基如一团用过的破抹布一样被扔了出去。
托洛茨基夫妇被押解着,在大风雪和酷烈的严寒中翻阅库伊达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车,又在一处小火车站换乘火车,路上他被通知,他将被驱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托洛茨基和尚活着的二儿子谢尔盖和大儿媳作了简短的告别,囚禁托洛茨基的车厢停在一道铁路线上十二个昼夜,每天以罐头充饥。托洛茨基靠读书打发时间,从报纸上得知,几百名党的主要活动家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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