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郑朗，韩琦与范仲淹也上了一书，反对朝廷这种软弱的苟和。
郑朗说西夏必反，和只是一种暂时的缓解国内压力之策，朝廷也当如此，他想和缓和一下压力，我们也想和，缓和一下国内压力。可是西夏比我国情况更恶劣，所以朝廷必须有理有节，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范仲淹与韩琦分析得更细致。
元昊派使，其来人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这个命官就是想与朝廷抗礼，成为鼎峙之国，所以称兀卒，也就是兀祖，宋臣齿称，所以一会儿称兀卒，一会儿称吾珠，一会儿又称乌珠。因此有三不可许，三大可防。
若和可以赐其金帛，不可以赐其号，这是天下神器，只有石晋想借助契丹援助之功，授之契丹，于是成亡国之恨。又于天都山建都郊祀，彼多得汉，礼乐事势，规矩已立，陕西戍兵边人一旦受到委屈必反逃向西夏，长久下去，会与契丹并立，交困中国，怎么会有太平之望？议者又说元昊蕃人，无居中国之心，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从异域徙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居太原，后都西洛，皆是汉人进谋诱之。造成这原因主要是汉人不喜欢居于外域，必谋侵据汉地。这就是三不可许。
不准有国号，不准有礼制，不准收容汉人。若做不到，不许与西夏人议和。
元昊言语傲慢，是一个阴谋，使中国解兵，三四年后，将帅气懈慢，士伍骄惰，边备不严，戎政渐弛，突然暴袭，中国则不能抵挡。李德明虽和，可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到了元昊之手，势力强盛，立即结连北敌，大为边患。一家子祖孙三代都不是好人，这一家子怎么可能守盟信？德明归附，使蕃汉之人来京师做商人，察看道路，敛聚财富，获中国之利，充于窟穴，一旦满足其用，兴兵为寇。今为强敌，必窥伺国家及夹带亡命入蕃，与奸人别有结连，或使刺客窃发，远胜于昔，遇到这种情况又如何处理？这就是三大防。
说得多数是对的，少数也是片面之辞。
但比朝堂中那些求和者，肯定有远见得多。
正确的方法怎么办？
给他兀卒称号，按唐单于、可汗故事处理，但不能撤兵，以防不备。我们再用一二年练三四万精军，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精兵加之，不从则戳。我军鼓行山界，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我则退守边寨，使其困彼。若派偏师而来，我则据险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留。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年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山界蕃部，势穷援弱，只能投降自求内附，选酋豪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
目标直指横山。
如果不考虑到契丹，郑朗也想拿下横山。
一旦得到横山，西夏境内将会彻底暴露在宋军攻击之下。
应当来说，范韩二人想法还是不错的。
又说议者说兵不可久，久则民困而财匮。不然，争胜逐利之师，有巧迟拙速的变化，如其外御四夷，则自古未尝废兵，以山海之利皆归边用。况且边城垒今春即将修筑完毕，兵民力役，自当减罢，每年夏秋之交，军马可以抽退数百里就食粮食。又有三白渠之供粮支持，足省入中之费，减少运劳之苦。西事已来，三年塞下，日劳月忧，岂不想和平？但西贼变诈，恐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又岂止今天之边患？
这是范仲淹与韩琦共同起草的奏折，很长。
范仲淹偏和，韩琦偏战，于是成就这篇十分理智的奏折。
大体意思与郑朗想法差不多，和可以，但不可不防，也要看怎么和，切莫草率议和。
但他们对契丹出兵西夏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否则又要换一种想法与写法。
余靖随后进言，最好不如不和。
梁适去契丹，契丹人派使西行，意气自若，自言指呼之间，使元昊听命。元昊必不肯称臣，契丹之威丧气于西羌。如果我朝私下与西夏结和，契丹怪罪，二鄙受敌，其忧更深。不如不和，契丹不能使西夏屈服，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那么是战是和，我朝掌握着主动权。否则欲速成和好而屈名份，天下共耻，还会让契丹生气，受困于一个小小的弱夏，以后契丹有无理的要求，更难以应付。虽强兵在境，惟血战而己。
只有继续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田况上书说了另一点，议和可以，西界派使想入阙，可是名份未定，止称元昊使人，则从勖不从。若以伪官进名，则朝廷开不臣之礼。宜令从勖就呆在驿馆里，两国商议。
除非象郑朗那样，不顾规矩，几乎将杨守素半押着至京。那是元昊想麻痹郑朗，如今上升到国与国的高度，将贺从勖脑袋瓜子砍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郑朗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
大规模的筑寨，还要移民，重新屯田，将原来的屯田交给当地百姓之手。
不求屯田之利，而求屯田所出产的粮食。一旦求利，将士必不舍，屯田出产不高，又阻滞了屯田面积。实际只要陕西自己出产粮食，满足供给，已是获利，但不是将士获利，而是朝廷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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