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天气热了，看着深邃的夜空，杏儿说道：“天街夜色凉如水，天上一定不热吧。”
郑朗一阵大笑，说：“若是在夜晚，天下肯定不热，不但不热，还很冷。”
“会有多冷？”
郑朗又笑，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
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许多人出来纳凉，有的店铺索性一夜开到亮，过了三更后，生意照旧兴隆。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
多年的战役，使全国百姓困苦，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也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君王仁爱贤明，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有的人私心很重，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
不过来到中书，郑朗陆续接到一些邸报，心中也暗叫侥幸，事实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幸好战争中止，否则今年宋朝将会面临无法想像的危机。
朝堂上还没有感觉，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并没有惊动朝堂，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仅是一群流匪。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先是欧阳修上书，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若真是如此，事深可忧，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于北敌。
一语中半的，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
理由更不对，与契丹和好四十年，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可见其国之心。这么好的便宜不捡，傻了不成？当真以和为贵啊，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这个国家快完蛋了。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这一次会敲得更多。
因此要防北，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镇定一路是张存，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非将臣之材。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要练兵，要选将，要备边，不能等契丹人来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于是发生后来的事。
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默契”，不停的共同上书。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这是礼制，一千八百贯，只能养兵士十八人，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
大旱来临，物价上涨，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再备兵西夏、契丹，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
旨准。
接着再次联手上书，西陲用兵，为数浩繁，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缘边四路多有不便，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唯有相互商议。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直到来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所有勾当（指谋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据制度奖励，以便助军费。
这是想办法开源，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于是赵祯再次旨准。
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窍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委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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