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可能的，曾富二人看似不重要，实际很重要，一是大旗，二是挡风，三是资历深，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王安石更是改革的重要大臣，司马光则能起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纽带，使朝争不会恶化，吕公著性格安静，可他是吕家子弟，有他在，就能起到与豪门的妥协作用。并且六人皆有才干。
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若是师生避讳，且不说后果，就说人才，一批老臣先是凋落，能担任宰相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郑朗师生五人，包括范纯仁在内，皆可以说是位于其中。无论怎么避，也绕不过去。
是好事，也是坏事。
赵顼不准，曾公亮再三请辞，这几年确实让他感到很累了，争吵几乎没完没了，从治平时就开始吵，这一吵就是七八年之久，而且他担任宰相，也有近十年时间，按照规矩，也到了下的时候。
不但连写了几道辞呈，还央求郑朗，俺老啦，七十多岁了，让俺息一息吧。郑朗无奈，让曾公亮判应天府。又让吕公著判永兴军。主要这个枢密使不揭开没事，一揭开是有些忌讳。
三相下，陈升之即便夺情，也未满百日之期，赵顼于是再做人事调动。让王珪任参知政事。
随着又有人事调动，以富弼为昭文馆大学士，担任平章事，反正郑朗死活不担任首相，得让前面有一人顶着。吴充为枢密使。又诏蔡挺返京，担任枢密副使。
东府变成富弼、郑朗、王安石、王珪，西府变成吴充、司马光、吴京、蔡挺。
对郑朗很有利，没有文彦博的号召力，反对派的人心群龙无首，也就散了。再说王珪性格软，吴充经赵顼开导后，虽心里面仍有一些不悦，但渐渐与郑朗不恶了。蔡挺更不用说，那是郑朗的铁杆支持者之一。
但未必是好事。
郑朗又提议，让吕大防为枢密副使，此乃一个良吏，正直敢言，军事民政上皆有作为，但对改革派略有微词。总之，郑朗拼命地让朝堂不能变成一言堂，那怕自己困难一点。
其实到了这时候，再加上郑朗那句“异论直搅，即各自不得为非”传了出去，更多的人对郑朗产生敬重。当然，举报制仍然带来巨大的反对声音。不过随后收了起来。
郑朗与八十几名商人经过三天艰苦的谈判，各自退让一步。
第一天，郑朗说朝廷退让一步，降低举报罚没数额。
普通货物由原来的二三四倍罚款，变成一倍、一倍半、两倍罚没。但奢侈品体积小，易于变成“水货”，罚没制仍然森严。
诸位商人不满意，即便罚没一倍，一倍半，他们的生意那一次数量不是几千缗，最大的能达到上万缗，那一次罚没，损失都很巨大。
第二天郑朗又提出一个方案，住税由百分之三减至百分之二，往税最多上限为三路。也就是商税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之间。前者是真正的减税，后者为了偏远商人的利益，比如从成都府路至京师，从水路走运输成本很低，然而要经过六七路管辖区，仅是往税就达到百分之十几。
其次是照顾豪强，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以前豪强哪里征什么税，连两税都不会上交，现在连商税也征收，心中不服在所难免。因此郑朗做了妥协，单次货物达到五千缗者，商税减半。也就是中小商人交一千缗钱的税务，他们这些大户人家因为货物多，仅交五百缗。朝廷也有了台阶下，不是说对豪强妥协，而是说鼓励货物流通，大批货物流通，不但能给国家带来税收，还利于各地物价稳定。
这些货物的减税包括奢侈品。但不包括两样商品，一个是茶叶，一个是矾，本来专营改成商税后，两相收入仅是勉强持平，若再让税务，那么茶矾通商法有可能失败。
此乃郑朗底线。
至于举报制，郑朗死活不妥协，能降低税务，再于税务上进一步照顾，但休想停止举报制，不然无论怎么降，各地商贾避税情况仍然发生，这也是郑朗底线之一，不可能做任何妥协。可提出这个提议后，这些商人代表们眼中却闪过光亮。
郑朗又说道：“另外，我还做进一步的退让。”
那就是对罚款的处理。
仅是八个月，各地罚没的商品，以及罚款多达近七百万缗钱。其中一半奖励给相关的举报人与衙役，能不眼红吗？有的人一次举报后，就能得到钱帛几千贯。盯的人会有多少？故仅是八个月，罚款达到七百多万缗，每个月仅是罚款几乎达到一百万缗钱，可想下面的引起的轰动。其实还没有严厉执行，许多官员包庇了，否则这个数额会翻上一倍。
一半钱变成奖励，到了私人腰包，不可能收回来了。
还有一半，郑朗代表朝廷，并不想挪用它，将它择出来，一半返还给各个被罚主，稍稍抚平他们心中的一些气愤。再有一半，存入银行，分成十年时间，每年大约能抽出二十余万缗钱，作为师资。
然后让两广、荆湖南路以及夔峡四路稍稍开化的地区，开办地方学校，这笔钱朝廷不出的，若是各地蛮部与蕃部连学校的钱都舍不得出，先生去了哪里，很有可能也不会尊重，便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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