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了做样子后，刘彻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诸子和群臣们给自己戴上的这顶高帽子。
然后，他就问道：“既是如此，那卿等就说说看……”
“臣等所争执者，乃是直躬案与三北案之是非……”那位法家学者拜道。
这直躬案和三北案，刘彻当然清楚，但是，他却故意装傻，问道：“何为直躬案？何为三北案？”
这时候，儒家再也忍耐不住——若这主动权被法家所占去，那么，毫无疑问，儒家这一次可能要载一个大跟头。
于是，董仲舒的另外一位弟子吕步舒立刻就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请容臣为陛下道来……”
刘彻自然准许——就算在如今的廷尉衙门里，也是允许罪犯自辨的嘛！
“陛下，这直躬案，乃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件盗羊案……”吕步舒深深的拜道：“如《吕氏春秋》所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无信也……”
刘彻听着，却是露出了微笑。
“这儒家果真是深得春秋笔法神功之要啊……”刘彻在心里叹道：“后世公知们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
事实上，直躬案有多个版本。
譬如，这吕氏春秋里的这个版本。
而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版本，却是所有版本里，最美好、最温柔，也最完美的版本。
直躬举报其父盗羊，最终被楚王赦免。
毫无疑问，这是儒生们所需要的。
由此一来，就规避了忠孝不能两全这个问题，更凸显出了儒家坚持的价值观。
但问题是——法家要与之论战的，乃是韩非子、庄子的那个版本啊！也就是那个黑暗结局。
那个直躬举报自己老爹盗羊，结果被令尹所杀的版本。
是以，法家立刻就暴走，那位年轻的学者，更是立刻插口，拜道：“启奏陛下，臣与儒家所论，非此之论也！乃《韩非子》所载之公案：楚有直躬，其父盗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吕步舒立刻就拜道：“吾未有闻此之说也，君莫要无中生有，欺君罔上！”
这个指责就太犀利了！
而且，太过于诛心，太过于自我。
就连刘彻也是眉毛微微一皱，这也是刘彻一直不太喜欢儒家的原因。
在儒家眼里，只有他们记载的东西，才是真的。
其他人记载的，假如有利于他，像是直躬案上的《吕氏春秋》记载的东西，他就认，而《韩非子》之中记载的故事，他却当做看不见。
一如当年孔子整理《诗经》《尚书》，也如当初子夏笔削春秋。
这种无视神功和鸵鸟神功，刘彻曾在后世的公知身上，也见过无数次。
确实很恶心。
但，刘彻很清楚，作为皇帝，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间接的影响和干预学术与思想的发展，但独独不能亲自下场，用自己的意志取代诸子百家的意志。
那样的话，会起一个很坏的头。
更会抹杀掉思想和学术的多样性。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变成自己所讨厌和不喜欢的人。
就像那个故事，勇士辛辛苦苦杀死了恶龙，但最终，他却变成了新的恶龙。
所以，刘彻微微笑了两声，然后说道：“史书之上，众说纷纭，卿等何必为了这诸家之别而争执呢？且以朕之见，恐怕，无论是《吕氏春秋》之载，还是《韩非子》之论，其本质，是一样的吧？”
当然是一样的！
董仲舒出列拜道：“圣明无过于陛下，《论语》有曰：叶公语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壤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而这正是这桩千秋公案的最终起源之所，也是儒法数百年纷扰的关键所在。
直躬案，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因为涉及了亲亲相隐这个儒法两派的矛盾，在数百年来，一直沸沸扬扬。
当年，大量的儒生入秦，都被法家赶了出去，就是这个原因。
道不同，不相为谋。
董仲舒既然下场，张恢当然也就坐不住了，他微微动了动眼帘，在他左侧的一位法家博士立刻就出列拜道：“启奏陛下，臣两千石《韩非子》博士邓偃请奏……”
刘彻转过头去，看到此人，连忙道：“公请言之！”
这位邓博士，虽然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他的弟子之中，却是有着许多大能。
武帝前中期的多位法家干吏，都是出于他的门下。
最有名的，莫过于咸宣。
邓偃拜道：“臣以为董子所言及所举大缪也！孔子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便是直，那臣敢问，楚君何在？楚法何顾？难道说，为了孝，连忠也不要了吗？”
他瞪着眼睛，直视着董仲舒，咄咄逼人的说道：“敢问董子，若有人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行窃国之事，此人当如何？”
这立刻就让董仲舒哑口无言。
这也是亲亲相隐理论的漏洞所在。
当然，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公羊派，本就不太讲究什么亲亲相隐。
只是碍于孔子，不得不与法家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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