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看出了军舰的重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船坞，相继制造了多种西式帆船、军舰，这些又带动了冶炼、纺织、军事等工业的兴盛。
在筹备海军的同时，陆军的建设他也不落下。
他采用西式练兵方法，成立了法国式的骑兵队，萨摩军里大规模列装最先进的步枪、火炮。
相传，萨摩藩的兵工厂已经具备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
不夸张的说，岛津齐彬一手缔造了萨摩藩的强大。
在他的大力改革下，萨摩藩崛起为即使是幕府也不敢与其正面争锋的强大存在。
不论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岛津齐彬都是毋庸置疑的开明之主。
然而……然而……
天璋院的俏脸在青登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岛津齐彬是最坚定的“一桥派”。
嘉永六年（1853），为了扩大“一桥派”在幕府的影响力，他一手主导了天璋院与德川家定的联姻。
换言之——就是他将天璋院的人生搞得一团糟！
天璋院的不幸，都是因他而起。
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女，因他的一个无情决定，而不得不嫁给一个不能人事的废物，年仅二十岁出头便守活寡，被迫卷入时代大势的正中央……
想到这，青登便不免感到心情沉重。
平心而论，岛津齐彬的此般做法，无从指摘。
在古代……不，更正，应该说古往今来，女人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仅牺牲掉一个无足轻重的旁系子女，就能换来萨摩藩的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过，岛津齐彬应该怎么也没有想到吧——天璋院在远嫁江户后，并没有如他所愿地扶持一桥庆喜上位，而是反戈一击，倒向“南纪派”，成了德川家茂的忠实拥趸。
岛津齐彬除了极富远见之外，还很有识人的眼光，提拔了众多人才。
在他一手提拔的这众多人才里，有两人最为杰出——西乡吉之助与大久保一藏。
简单来说，这两人分别扛起了萨摩藩的一文一武的两面大旗。
西乡吉之助，生于文政十年（1828）。
大久保一藏，生于天宝元年（1830）。
二人皆起于微末，都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
换做是在往昔的太平之世，这样的出身卑微之人，肯定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幸而，知人善任的岛津齐彬发掘出了他们。
嘉永七年（1854），西乡吉之助成为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参与藩政。
安政四年（1857），大久保一藏被提升为步兵监督。
在岛津齐彬的悉心培养下，二人积累了大量的从政经验，才华日益显现。
安政五年（1858），岛津齐彬暴病而疫，其侄岛津忠义就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弟岛津久光的手中。
正所谓“一个人一套班子”。
岛津久光上位后，藩内的保守势力开始抬头，身为前朝旧臣的西乡吉之助和大久保一藏被逐渐疏远。
值此危机关头，大久保一藏凭着一通极限操作，强行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他发现岛津久光爱下围棋，便苦练棋艺，以便交流。
听说岛津久光想看《古史传》，他便设法弄到多达28册的《古史传》，分册借给岛津久光，并乘机在书中夹带纸条以让岛津久光明白自己对形势的见解。
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大久保一藏获得岛津久光的信任和重用，复归藩政中心，才刚刚抬头的保守派势力被打压回去。
与大久保一藏相比，西乡吉之助的经历就颇复杂了。
岛津齐彬尚在世时，在他的授意下，西乡吉之助频繁地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
西乡吉之助的活跃引起了幕府的注意。
因此，当井伊直弼发起“安政大狱”时，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取缔对象之一。
为了保护西乡吉之助不受幕府的追究，藩厅假意判处其流刑，将他流放到奄美大岛，实则是变相地保护他，让他前往外地，暂避风头——这一避便是3年。
去年，即文久二年（1862），他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一藏的斡旋下获得赦免，重返萨摩藩。
根据种种迹象，不难看出：岛津久光是很欣赏才华过人的西乡吉之助的。
然而……他们俩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一语概括之——岛津久光是公武合体派的，而西乡吉之助则是尊王攘夷派的。
西乡吉之助虽是尊攘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与长州藩的那群疯狗不一样。
在他看来，夷是肯定要攘的，但绝非是用武士刀去跟人家的蒸汽战舰、克虏格大炮和加特林机枪硬拼。
而是开放国门，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等自己这边也拥有蒸汽战舰、克虏格大炮和加特林机枪后，再循序渐进地驱逐夷狄。
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因此，西乡吉之助的主张十分明确，并且贯穿始终，那就是“合纵连横”，即由朝廷与幕府，加上强大大名及其重臣，建立举国一致体制，弥合“开国”和“攘夷”之间的对立。
与此相对，岛津久光意在促成朝廷、幕府和萨摩藩领导的“公武合体”，试图让“开国”成为国家大政方针，至于“攘夷”则不在他的政治版图之内。
思想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二人相看两厌。
然而，出于西乡吉之助在藩内拥有崇高的人望，以及他的才干确实过人等缘故，岛津久光最终还是选择了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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